NG体育玉石雕刻有着悠久的历史。13世纪，特别是15世纪以来玉器艺术的发展，与蒙古人的西征并成为该地区的统治者，及其对汉地玉雕传统的接受和推崇息息相关。

　　13-15世纪玉器在造型上可见宋元艺术影响的痕迹，16-17世纪，玉器在工艺、造型、纹饰方面均与明代存在相通之处。印度莫卧儿王朝16、17世纪玉雕艺术的繁荣，直接导致新疆地区优质玉料的西流，是造成明代玉器总体而言玉质欠佳的重要原因。除了草原和海上丝路，西藏是明朝与中亚、南亚诸国交往的重要通道！

　　有关玉器与中国玉器之间关系的问题，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18世纪由于乾隆皇帝的喜爱而使得玉器大量传入中国，由此对两地玉雕艺术所产生的影响。

　　西方学者强调，中亚、西亚乃至南亚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即有硬石雕刻传统，无论是帖木儿帝国、波斯萨菲王朝，还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都是在这一硬石雕刻传统基础之上，利用玉的特性，发展出了本地玉雕。

　　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玉雕，是在帖木儿帝国和萨菲王朝玉雕基础上，加之欧洲工匠的贡献，从而繁荣、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貌。同时，西方学者也承认，萨菲王朝一些玉雕的造型、纹饰受到元、明瓷器的影响；莫卧儿王朝的一些象生瓜果类器形，如半葫芦形杯，其灵感来自于中国明代器皿。

　　位于中亚东部的新疆地区，历史上即是玉料的产地，其地的玉雕艺术一直源远流长，对古代中国以及中亚西部、西亚、南亚地区，都有着一定影响。本文试图从13-17世纪中国及相关地区的历史、相互交往、玉料和工艺等方面出发，重点探讨元、明两朝玉雕艺术与玉雕艺术的关系，同时亦会涉及唐、宋两朝对玉器的影响。

　　笔者想要提出的是，尽管中亚西部以及西亚、南亚地区有着悠久的硬石雕刻传统，然而其地玉雕艺术的出现和发展，一直与中国息息相关。特别是13世纪以后，藉由蒙古人的一系列扩张活动，汉地玉雕首先为蒙古人所接受，继而于15世纪初在中亚西部、西亚兴起，16世纪获得长足发展，从而带来了南亚莫卧儿王朝玉器的繁荣。

　　明代玉器的西传，除文献记载通过官方渠道的馈赠之外，还应存在民间的交流。15世纪以来，特别是莫卧儿王朝16、17世纪玉雕艺术的繁荣，直接导致了新疆地区优质玉料的西流，这是造成明代玉器总体而言玉质欠佳的主要原因。

　　涉及中亚西部、西亚地区玉器情况的相关文献，自713迄1129年的400年间，共有六条，仅及中亚东部新疆地区记录的十分之一。

　　其中“玉”字的书写体形式，首见于8世纪粟特语，加之“玉”字也被当作形容词使用，赞美某人或某物洁白、纯洁若“玉”，西方学者据此推测，粟特人(Sogdia)当时已制作玉器，尤其是白玉制品。

　　10世纪后，无论阿拉伯文抑或波斯文文献，玉总是与突厥（主要指中亚东部的和阗、嘎什噶尔—即今喀什地区，有时亦包含中亚西部的撒马尔罕即河中地区）而非中国相联系，玉因此被称为“突厥大地之石”（Stone of Turkish Land）。

　　白玉河、绿玉河自10世纪起屡见于阿拉伯或波斯文文献，中亚突厥居民赋予玉的隐身、避光、治疗胃病的特殊功效，亦为学者所知晓。由此可见，被视为“美石”的玉器，至少8世纪开始就已被中亚西部、西亚居民所知悉。

　　当时居住在撒马尔罕地区的粟特人，可能已经掌握了玉器制作技术。10世纪开始，西亚居民开始有意识地制作玉器，但还不算普遍。突厥人赋予玉的特殊意义，应当亦在这一时期传入西亚，并被当地居民所接受。

　　11-13世纪的文献偶然也涉及玉器在伊朗地区的使用。比如11世纪上半叶阿富汗东北部甘兹尼(Ghazni)贵族佩戴的玉环（Jadering），装饰宝石（如绿松石、玉或其他宝石）的马鞦带，嵌银框（托）的玉臂饰；又如甘兹尼新宫殿建造中所使用的来自新疆的玉石。

　　除了位于伊朗东北部临近中亚的甘兹尼外，一则1205年的文献显示，伊朗东部Tabarestan地区(近里海南岸)首领亦喜以玉为饰，他们常在束腰外套外系玉带，四方形的玉带銙表面镌刻可兰经文。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临近中亚的阿富汗北部地区，其玉器的使用似较西亚其他地区更早、更普遍。这一点也可以从西亚地区玉器的出土情况中得到印证。

　　中亚西部、西亚地区所见13世纪之前的玉器，数量颇为稀少，而且大部分集中于甘兹尼，少量被认为是中亚西部撒马尔罕地区所制。其中有一些玉器的造型与中国玉器类似，如相对而言数量较为多见的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剑饰，7-10世纪的带扣，10-11世纪的中心呈泡形凸出的T形鞦带饰。

　　这些玉器与中国同类器的流行时间亦大致吻合。上述玉带虽只见于文献记载，而未见于出土物之中NG体育，但玉带是唐以来的重要服饰NG体育，也是唐宋时期新疆地区西域诸国进贡物品中最常见的玉器品类。西亚13世纪之前的玉器以服饰、马饰为主，器形与中国同时期的玉器相似，而且相对集中地出现于西亚东北NG体育、临近中亚地区的甘兹尼，据此我们或可推断中国玉雕工艺对西亚地区早期玉器制作工艺的发展具有相当的影响。

　　新疆地区作为玉料产地，至晚从南北朝开始已发展出了本地的玉雕工艺。隋代胡商何稠之父何通，即以擅治玉而闻名。新疆地区玉雕工艺的兴起及持续发展，对中亚西部以及西亚地区的玉雕工艺的发展具有直接的推进作用。而中原地区对玉的崇尚和需求，刺激了新疆地区的玉料开采，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玉雕工艺的发展。

　　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据传来自阿富汗喀布尔的鹤纹带銙，仅存其半，表面减地浮雕一只展翅飞鹤，鹤的整体造型及双足、阴刻小管钻圆眼等细部表达，皆与宋、金玉器相仿。

　　玉銙背面有牛鼻穿数对，亦是中国玉带銙的传统固定方式。大英博物馆将其归于辽或吉尔吉斯斯坦所制。笔者认为，此件玉器很可能是西辽时期的作品，或是随契丹人西迁被携带至中亚西部。

　　因被金人所迫，1124年耶律大石率残部西迁，投靠喀喇汗王朝，继而驻扎于可敦城，先后合并了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花剌子模，建立起强大的西辽政权（1124-1218），立国94年，直至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灭亡。

　　西辽时期是中亚比较重要的一个阶段。辽时，玉雕工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并为契丹贵族所接受。西辽统有新疆噶什噶尔、和阗、撒马尔罕等地，当时的撒马尔罕，“汉人工匠杂居城中”。辽代固有的玉器、金器、丝织等工艺，应在西辽辖地得以延续。加之河中地区固有的玉雕传统，在中亚西部发现此类玉带銙也在情理之中。耶律楚材“河中府纪事诗”中曾多次咏及玛瑙瓶、玛瑙杯、玉斝、琥珀瓶等器皿。据此推测，西辽政权对中亚地区玉雕工艺的延续，应该具有一定贡献。

　　综上所述，早在公元前后，中国与阿富汗北部的玉器就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中国新疆地区以及中原地区对玉的尊崇以及玉雕工艺的持续发展，对13世纪前中亚西部乃至西亚地区玉雕艺术具有较大影响。后者固然有水晶、玛瑙、玉石等硬石雕刻传统，但玉石在当地不过是硬石的一种，并不具超然优越的地位及特殊含义，使用也不普遍。其地玉雕的早期形态始终摆脱不了中国玉雕的影子。

　　西辽政权对中亚地区玉雕工艺的延续具有一定的作用。中亚及其邻近地区悠久的玉雕艺术传统，是15世纪初帖木儿王朝玉雕艺术兴起的基础。

　　13世纪初，蒙古人崛起于北方，不仅灭了金、西夏、大理、南宋，入主中原建立了元朝（1271-1368），而且席卷了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东部，建立了察哈台、钦察、伊尔、金帐诸汗国，征服了亚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东欧部分地区。

　　学者业已指出，辽、金及蒙古国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玉雕艺术获得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至元八年（1271），元军进入为察合台汗国一度占据的斡端、哈实哈儿（即嘎什噶尔，今喀什）等地，并在此布设站赤（驿站）。十年，敕工匠至这一带采玉。正是由于拥有了玉雕和玉文化繁盛之地，并拥有了玉料产地，使得元朝玉雕在北方草原以及南宋玉雕的基础上，得以发展。

　　元代玉器存世数量虽然不多，仍可明显看出其时代特色。蒙古国及元代帝王都曾将玉料或玉器作为重要的礼物或赏赐之物，如早在成吉思汗时期，曾三次派遣使臣前往伊朗，并带去了包括玉团、银在内的珍贵礼物。1260年忽必烈赏赐八思巴“大元国师”白玉印，该印现藏博物馆。该馆还珍藏另一枚“统领释教大元国师青玉印”，亦是朝廷所赐。

　　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帝遣“使海外僧迦剌国，观佛钵舍利，赐以玉带、衣服、鞍辔”。这都表明蒙古统治者对汉地玉文化的接受和继承。

　　尽管13-14世纪成吉思汗后裔所建立的政权之间彼此征战不断，造成了地区政权交替频繁，但整个亚洲大陆都几乎始终处于蒙古人的控制之下，亚洲大陆经由海、陆两路的东西交通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顺畅，由此带来了蒙古及汉文化艺术的西传。

　　两地在陶瓷、金属器之间有诸多关联。元朝玉器，似乎并未对同时期的玉雕产生直接影响，是从玉器造型设计中可以找寻到某些与元朝瓷器、金属器及马背民族艺术相关的元素。

　　13-14世纪的玉雕作品可以明确判定并不多，有关中亚西部、西亚地区玉器的记载也十分稀少。为数不多的这一时期的玉雕作品，几乎都见于伊朗地区（尤其是伊朗西部）。例如一件被认为是1200-1250年制作于伊朗西部的碧玉首饰盒，表面阴刻阿拉伯蔓草图案，嵌金现已尽失；

　　另一件1330-1340年间可能制作于伊斯法罕(Isfahan)的深色碧玉碗，口沿里外六曲开光内装饰阴刻花卉。

　　深色碧玉开光花卉纹碗，其造型和开光设计明显受元代瓷器或金属器的影响。元代艺术对玉器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于15世纪早期帖木儿王朝玉器之上。如15世纪上半叶帖木儿帝国时期制作的深色碧玉龙耳杯、凤耳杯，龙（凤）耳的设计适合契丹、蒙古等马背民族的生活习惯，宜于随身携带，与湖南益阳元代窖藏出土的银鎏金双鸾纹摩羯耳杯类似。

　　渎山大玉海透露的蒙古人崇尚深色碧玉（新疆、西藏地区亦然）之审美，为帖木儿时期玉雕所传承。16世纪以来，西亚、南亚地区各式玉、金、玛瑙、珐琅韘的出现和使用，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蒙古人及其西征。

　　这都表明伴随蒙古人对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征服，元朝蒙古统治者对玉文化的认同和接受，及其与占据欧亚的同裔统治者之间的血缘及宗主国关系（虽然这一纽带关系随时间的推移而日益疏离），很可能使得尚玉传统继续影响西域，引发了这些地区的玉器创作，并对15世纪帖木儿王朝（1370-1506）早期玉雕艺术产生了一定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帖木儿王朝早期玉雕艺术的兴起，与元朝故地中亚地区13世纪之前即已存在，且在13-14世纪得以继续发展的尚玉传统以及技术、原料的支持密不可分。

　　现珍藏于印度海得拉巴德色拉金（SalarJung）博物馆图书室臣子Mahammad Haji为帖木儿国王沙哈鲁（Shah Ruhk，1409-1447在位）所撰写的一条文字称，契丹（此处指西辽）贵族非常珍爱玉石。七色玉石在契丹以及嘎什噶尔地区都有出产，生活在当地的Karfirs精通玉雕，他们除了制作玉人外，也琢制玉剑柄或玉带，而且价值不菲。无论男女，Karfirs都以拥有与其社会地位相当的玉器为荣。

　　在河中地区（Mawaraunhar）以及呼罗珊（Khorasan）的突厥人一开始对这一艺术并不感兴趣。因帖木儿帝沙哈鲁喜欢收藏玉器，当地突厥人因此也喜欢上了玉雕艺术。后来他们不仅通晓玉器，还成为行家，制作了大量玉器。

　　曾有资料记载，沙哈鲁的妻子花巨资为她儿子的皇冠添加了玉背。这条记载明确说明15世纪初，帖木儿王朝并不尚玉。当地玉雕的兴起与发展，得益于沙哈鲁国王个人的喜爱，以及来自北中国和嘎什噶尔地区玉工Karfirs的技术贡献。

　　记载还说明，当时的中亚东部新疆地区，不仅仅是玉料的产地，也是玉器加工、消费之所，玉器是使用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玉工Karfirs以拥有与自身身份相当的玉器为荣。笔者推测这些Karfirs应是元朝解体后留居当地的工匠，当时隶属东察哈台贵族后裔统治。因此，故元中亚地区玉石原料、玉雕技术的支持，是帖木儿玉雕艺术发展的基础。

　　明初，朝廷一方面重视海上贸易的拓展，因此有郑和七下西洋之壮举；另一方面因与故元势力斗争之需要，更重视与西域诸国的关系。中亚帖木儿王朝是与明朝交往频繁的政权之一。

　　尤其在洪武、永乐、宣德时期，明朝廷与帖木儿帝国间的相互往来最为频繁。而西域的统治者亦视与明朝往来为“金路”，努力保持交往的畅通，即便在战争期间，仍然贡使不绝。明代文献颇为详细地记载了明朝赏赐西域各国玉器以及西域诸国进贡玉料、玉器等情况。明代所赐玉器见诸记载的有玉带，西域所贡玉器包含玉碗、水晶碗。从存世藏品看，明代玉器也确实曾被帖木儿、萨菲波斯、奥特曼土耳其以及印度莫卧儿王朝所收藏。

　　上引Mahammad Haji记载已经表明，帖木儿帝国在沙哈鲁国王之前，尚无加工、使用玉器之传统。立国以来与明朝的频繁贸易往来以及包含玉器在内的馈赠，让沙哈鲁国王对玉雕产生了兴趣，进而借助元朝故地新疆地区原料、技术的支持，发展出了本地的玉雕艺术。

　　存世的帖木儿时期的玉雕作品虽不算多，但特征明显。其对奥斯曼土耳其、莫卧儿王朝玉雕艺术的影响亦有目共睹。帖木儿王朝时期所制最早的一件玉器是国王兀鲁伯曲烈干（UlughBeg，1447-1449在位）为其祖父帖木儿制作的碧玉棺。该块碧玉是1424-1425年兀鲁伯击败伊犁蒙古人的战利品，此棺现仍存撒马尔罕。

　　纵观15世纪帖木儿王朝的玉器，多采用碧玉或墨绿色玉，即深色碧玉，与上述伊朗地区13-14世纪玉雕相同。器形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龙耳罐〔图十〕，仿当地金属器；

　　对碧玉、墨绿色玉的偏爱，也是15-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萨菲波斯乃至早期莫卧儿王朝在玉器方面的特征之一。早期奥斯曼土耳其玉器皿的造型接近帖木儿王朝（17世纪之后，则受印度玉雕的影响）。16世纪随着帖木儿帝国首都撒马尔罕(Samarqand)、赫拉特(Herat)的相继沦陷，奥斯曼土耳其成为当时主要的玉雕中心。

　　由此可见，帖木儿王朝玉器在15世纪早期的兴起，直接带动了16世纪西亚地区玉雕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甚至影响到莫卧儿王朝早期玉器的面貌。莫卧儿王朝早期玉器与帖木儿、波斯萨菲玉器也存在传承关系。所以，因应蒙古人的西征，13-14世纪伊朗地区虽然已见玉雕艺术的出现，但中亚西部、西亚地区玉雕艺术的真正兴起，要到帖木儿王朝15世纪上半叶。

　　从文献看，洪武开始至嘉靖年间，天方（今阿拉伯半岛）、黑娄（今阿富汗）、撒马尔罕或帖木儿所进玉团，数量颇巨，这些玉团大部分应该来自新疆地区。

　　有意思的是，从景泰三年（1452）开始至嘉靖五年（1527），明代官方文献反复记载西域诸国所贡玉团“不堪用”，官府与西域贡使、商人的矛盾日益尖锐。如景泰三年，别失八里“贡玉石三千八百斤，礼官言其不堪用”，但仍“诏悉收之，每二斤赐帛一匹。”

　　景泰七年（1456）帖木儿帝国“所贡玉石，堪用者止二十四块，六十八斤，余五千九百余斤不适于用，宜令自鬻。而彼坚欲进献，请给每五斤赐绢一匹”。堪用玉团不及百分之一，由此可知，当时西域所贡之玉团，数量巨大，但质量极差。尽管如此，官府照样收纳并折帛回馈。

　　同时，民间也存在玉石贸易，并为官府所认同。嘉靖年间，此风有愈演愈烈之势，好的玉料依然被私下买卖，官府所得几乎都是不堪用之材。不胜其扰的官府意欲拒绝此种交易：嘉靖四年（1525），“天方王亦麻都儿等遣使贡马、驼、方物……礼官言：‘西人来贡……所进玉石悉粗恶，而使臣所私货皆良。乞下按臣廉问，自今毋得多携玉石，烦扰道途。其贡物不堪者，治都司官罪。’从之。”

　　同年，回夷哈辛等带来“白色大玉一块，讨价万两货卖”，官府要求作为贡品进献朝廷。回夷回答：“我们将妻子当在番王，带这块大玉来卖，若进朝廷，只照进贡赏价，我们性命不敢想活，不情愿卖与朝廷。”可知当时玉石市场价与朝廷赏价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商人牟利宁愿将好玉料私售，而以次料换取折赏之物。

　　出于上述原因，再加上明朝礼官的玉石徇私乱象，导致了明代官府所得玉团多不堪用。嘉靖五年（1526）后，文献不再有西域入贡玉团的记载。可见，至晚从景泰开始（很可能更早）至嘉靖的近八十年间，宫廷得到的玉团，质量大多较差。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存世明代玉器，无论传世抑或出土，大多材质粗疏，颜色灰白，缺少上好的白玉、青玉。即使有，不仅数量少，还多是小件器。

　　景泰年间的玉石讼争，恐怕与明朝当时的经济实力息息相关。自洪武三年至宣德朝，明廷与西域诸国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蜜月期。景泰以降，明朝国力下降，对来贡使臣的厚赐已感力不从心，遂降低回赐标准，限制来贡次数和人数，缩短使臣在华逗留时间，同时拒绝收纳不堪用之玉料，导致了与胡商的尖锐冲突。

　　嘉靖五年后未再见西域入贡的记载，应是明朝官府关闭与西域包括玉石贸易在内的官方朝贡贸易的结果。那么，除了可能存在的私下交易外，嘉靖五年（1526）后，失去了中国这一巨大的玉料消费市场，新疆的玉料又售往何方？

　　前文已经说到，在15世纪早期的帖木儿帝国时期，玉雕艺术已获得上层的青睐，并由此带来了玉雕艺术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萨菲帝国乃至莫卧儿王朝的出现和发展。13-14世纪的伊朗、15世纪始的帖木儿王朝，其玉料都来自新疆和阗以及嘎什噶尔。两地富产玉料，可见诸10世纪后的西域文献。

　　莫卧儿王朝时期，新疆依然是玉料的主要来源。据巴布尔大帝（Babur,1526-1530在位）时期史官Abu’lFazl记载，1562年当拥有和阗玉矿经营特权的KhwajaMu’in得知自己儿子Sharafuddin Husain在莫卧儿王朝受到国王阿克巴（Akbar，1556-1605在位）器重并居高位时，借机朝见阿克巴。KhwajaMu’in快到安卡拉时，阿克巴亲自前往迎接，款待规格堪比托钵僧，给了KhwajaMu’in无上的荣耀。

　　KhwajaMu’in奉上了来自中国以及嘎什噶尔的奇珍异宝，其中可能即有玉石，旨在打开印度的玉石市场。由于景泰以后明朝国力衰退，对入贡不堪用玉团进行，西域胡商失去了中国这一巨大的用玉市场，另辟蹊径也在情理之中。阿克巴去世后，在他儿子的财宝中有玉石25公斤，另有50件用尖晶石、绿宝石、玉、绿松石制作的酒杯。这些玉石，应来自新疆。

　　17世纪上半叶贾汗吉尔（1605-1627年在位）和沙加罕（1628-1658年在位）两位国王在位时期，是莫卧儿王朝玉器发展的鼎盛阶段。宫廷任用来自欧洲的工匠并采用西方的车床技术，玉雕纹饰普遍采用花叶图案，其题材和表现手法都体现出浓郁的欧洲雕刻风格，而且材质精良。

　　贾汗吉尔之前，玉器上多喜欢镌刻帝王、工匠的名字或其他文，有的一件玉器上镌刻有不止一个帝王的名字，表明对该器物的拥有。沙加罕帝及之后，除极个别外，玉器上基本不再镌刻铭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玉器已不是稀罕之物。这一时期的传世玉器，尤其是沙加罕朝玉器，不仅玉料精美，而且工艺高超、独特，远胜明代玉雕，即使与鼎盛时期的乾隆玉器相比，亦毫不逊色。

　　传世玉器绝大多数采用来自新疆南部昆仑山的透闪石玉料，可以想见，自15世纪始，尤其是17世纪及之后，有相当一部分新疆玉料经中亚商人之手流入中亚西部、西亚以及南亚的莫卧儿王朝。

　　玉雕工艺的发展与繁荣，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明代玉器用料，尤其是上乘玉料的来源。绿洲丝绸之路是新疆玉料进入中亚西部、西亚的途径之一。这些玉料经由中亚西部还可辗转到达南亚。

　　另一条道路则是通过西藏。《明史》载：“尼八喇国（按：指尼泊尔）……永乐十六年遣使来贡，命中官邓诚赉玺书、锦绮、纱罗往报之。所经罕东、灵藏、必力工瓦、乌斯藏及野蓝卜纳，皆有赐。”可知，明朝使节和尼泊尔之间的交通是经由西藏进行的。

　　法国物理学家Francois Bernie在嘎什噶尔期间与中国以及中亚的商人都有接触。他1665年写于嘎什噶尔的信中说，至少从二十年前开始，中亚商旅每年自嘎什噶尔前往中国贸易。他们通常翻越大西藏山，进入鞑靼(Tartary)境内，然后进入中国(Katay)，历时三个月之久。回来时，他们从卫藏带回麝香、水晶、玉等特产，而玉显然来自嘎什噶尔。

　　西藏是很多王国间的交通捷径，比如从嘎什噶尔到克什米尔。而克什米尔地区是进入西藏的重要通道。据记载，沙加罕时期曾用兵克什米尔。奥朗则布也曾有进攻卫藏的计划，卫藏闻讯派遣使团到莫卧儿，因为莫卧儿王朝非常看重玉器，所以使团所携带的珍贵礼物中即包含玉器在内。沙加罕与奥朗则布（Awrangzeb,1658—1710在位）举兵的目的，都是为了保证贸易通道的畅通。

　　这两条记载进一步说明西藏在联系新疆与中亚西部，特别是与南亚印度交通方面的重要地位，是当时包括玉石、玉器在内的重要的贸易通道。奥朗则布与河中地区的著名学者、商人也保持着私人交往。

　　所以，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者其实对获取玉器、水晶的贸易通道一直十分关注，因此也保证了17世纪后半叶玉石原料的充裕。

　　前文已提及西方学者业已注意到元、明瓷器造型对玉器的影响。两地艺术品造型之间的借鉴关系，尚有一些例子可作为补充。现藏大英博物馆的一件镌刻兀鲁伯曲烈干名字的螭耳杯与明代同类器颇为相似。

　　大英博物馆的一件18世纪的碧玉菱花式盘，盘里表面的宝石、金银丝镶嵌，是典型的莫卧儿风格，而菱花盘造型则可追溯到元、明瓷器。

　　就玉器而言，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两件17-18世纪的镶金宝石带钩，可看到明代带钩的影子。

　　一件可能制作于莫卧儿王朝1626-1650年的银錾胎透明珐琅桃形杯，造型与明代玉桃形杯相仿。而此类桃形杯的源头，可追溯至南宋、元代，如江苏溧阳平桥南宋金银器窖藏出土的银鎏金桃形杯、江苏省无锡市元代钱裕墓出土的玉桃形杯。

　　从部分15世纪晚期至17世纪初期萨菲波斯和莫卧儿王朝早期玉器所装饰的花卉图案，可以看出其与元、明青花瓷器图案之间的联系，这一时期是莫卧儿王朝受欧洲雕塑艺术影响并形成自身独特的花草纹饰前的一个特殊阶段。现将相关器物列举如下：一件制作于1470-1500年（帖木儿帝国晚期或萨菲王朝时期）的墨绿色玉碗，表面装饰凹雕缠枝莲；

　　一件可能制作于1470-1500年赫拉特的碧玉佩或带饰，作六边形，中心透雕花卉，外围镌刻波斯文一周；

　　一件镌刻贾汗吉尔尚为王子时的名号ShahSalim的白玉韘，表面凹雕缠枝花卉（其上的镶嵌物已尽失）。该玉韘是所知最早的莫卧儿王朝玉器；

　　1618-1619年制作并镌刻贾汗吉尔名字的墨绿色玉墨水瓶，表面菱形开光内凹雕花卉；

　　这些玉器表面的花卉图案、开光装饰，都可以明显看到元、明青花瓷器、金属器表面装饰的影子。而墨绿色玉墨水瓶表面的花卉，则已经更多夹杂莫卧儿艺术元素。从这些玉器上，可以看到玉器从受中国艺术的影响到逐渐形成自身特有风格的过程。

　　故宫收藏有一件被定为明代的玉壶，造型与明代玉壶类似，但流、柄下端近壶身处稍显拙嫩的莨苕叶装饰则表明这件玉壶应该是17世纪沙加罕早期的作品。此壶表面原凹雕缠枝花卉图案，镶嵌应尽失，现存若干表面刻纹的绿松石、珊瑚镶嵌，显然是明清时期后加，其效果与花卉图案大不相同。仔细观察此件玉壶上的凹雕轮廓，实与上述白玉韘上的类似，而与墨绿色玉碗、墨绿色玉墨水瓶、深绿石英碗不同。

　　另有一件明代玉壶，其上镶嵌的刻纹绿松石、珊瑚，与这件莫卧儿王朝玉壶上的现存镶嵌相同，造型类似，但无莨苕装饰，兽钮及流端与壶身接合处装饰兽吞图案，完全是明代风格。

　　明代玉器上出现的彩石镶嵌，应该是受地区玉器表面镶嵌黄金、宝石风尚影响的结果，而非中国玉雕艺术的固有传统，并且从一开始即与宝石镶嵌大不相同。类似的在玉器表面镶嵌带刻纹的松石、珊瑚、翡翠、玛瑙甚至玉片组成各种花鸟、果实等图案的做法，在清代中晚期玉器上更为多见。清代中期甚至出现了与印度莫卧儿王朝宝石镶嵌效果极为类似的金胎珐琅器。

　　从工艺上说，明代玉器与玉器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两者玉器的盖钮与盖（器）身非一体制成，而往往另制粘合，17至19世纪中亚西部以及莫卧儿王朝玉器无不如此，甚至壶类器连流、柄、足都是单独制作，然后与壶身衔接固定。

　　这种分体制作粘合法，不仅可以减少玉料的浪费，对于小口大肚器而言，也可降低掏膛的难度。玉器少瓶、壶，而多敞口浅腹碗、杯，即使瓶、壶类器往往器壁偏厚，即是证明。明代除盖钮另制外，流、柄、足基本上都是一体制作。

　　这些情况在清代玉器上则基本不再出现。表面装饰花卉图案的明代玉器，有的花瓣略有下凹，使得图案更具立体感，与莫卧儿及奥斯曼土耳其玉器花叶的表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可见，玉器的兴起和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代玉料的来源，是导致明代玉器玉料质量普遍较差的原因之一。玉器与明代艺术不仅存在器物造型、纹饰上的借鉴，在制作工艺、装饰方法上亦存在相互影响。西藏是草原和海上丝路外，中亚西部、南亚诸国与明朝交往的重要通道，对莫卧儿王朝而言尤其如此。

　　总之，传统汉文化对玉的尊崇、制作、使用，促使了新疆地区以及中亚西部8世纪以来玉雕工艺的出现和发展。西辽在中亚地区近百年的统治，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亚的玉石雕刻传统。元代的所谓“西域国手”抑或亦包含了西辽玉匠后裔在内。蒙古人征服亚欧大陆，并成为这一广大地区的统治者，使得海、陆丝绸之路畅通无阻，玉料产地尽入其势力范围。

　　汉人的尚玉传统，因为被蒙古统治者所普遍接受，从而不仅在元朝得以发展，亦随铁骑而及13-14世纪的伊朗。15世纪，因为帖木儿帝国沙哈鲁国王的喜爱，在故元属地新疆地区原料、技术基础之上，帖木儿王朝玉雕开始兴起，并带来了奥斯曼土耳其以及萨菲波斯玉雕艺术的出现和发展，继而影响了莫卧儿王朝玉雕艺术。

　　也正因玉雕艺术的兴起，特别是17世纪莫卧儿王朝玉雕艺术的昌盛，加之景泰后因国力下降导致的与西域朝贡贸易的停滞，造成相当部分的新疆玉料西流，摊薄了明朝的份额，造成明代玉器用料质量普遍较为粗恶。

　　元、明瓷器、金银器、玉器的造型、纹饰，对13-16世纪玉器具有一定影响。17世纪以后，无论奥斯曼土耳其玉器抑或印度莫卧儿王朝玉器，其器形、纹饰都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虽然如此，明代与莫卧儿王朝玉器之间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工艺方面的相互借鉴。

　　西藏地区是明代中亚西部、南亚商旅与中国进行贸易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两地包含玉石、玉器在内的特产，经此地东来西往。帖木儿、奥斯曼土耳其、莫卧儿王朝曾经拥有的明代玉器，有部分很可能即经由西藏带至当地。而中亚、印度莫卧儿王朝玉器，也应曾经此道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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